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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中国农村研究网(5)

更新:2017-07-29 22:37文安县地名

导读: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

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崔刘杨庄。又如盐山县刘郭铺,据马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马云奉诏由永平府栾州石门寨迁此占产立庄,因与杨家铺相邻,冠以姓氏取名马家铺,后刘郭二姓迁此居住,子孙繁衍,而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为刘郭铺(注:刘郭铺村马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从这些村落的名称及其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早期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流动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随着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落原来的姓氏构成。而且,村落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其姓氏构成就越复杂。以顺义县为例(见下页表2):

从顺义县的各村户口以及姓氏数的情况来看,到民国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属于多姓村庄,且村庄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数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门村有274户,村内共有30姓;马卷村189户,有36姓,而人口较少的妙尔巷村52户,有6姓,姚卷村23户,有9姓。小孙各庄35户,有9姓。这说明,随着村落的发展,“融入型人口流动”逐渐增加,村落的姓氏构成越来越复杂,使村落发展成为多姓村。

而且从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户数来看,各姓的户口数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达到几十户,大多姓氏只有一两户。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村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户居民,16个姓氏,其中李、杨二姓有13户,张姓12户,刘、杜二姓各7户,赵姓5户,孙姓3户,王姓2户,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吴、周各一户(注: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概况篇》,第61页。)。如果不考虑灾害和人口外迁,村落各姓氏的人口处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况下,理论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时间就越早。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相当显著,村落的人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村际间、县际间乃至省际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四、余论

村落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村落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村落,不管它形成于哪个时代哪个区域,也不论它是多姓村落还是宗族村落,都要经历从零星聚落到村落的发展过程。研究注意到,聚落形成的早期,无论是移民形成的聚落还是村民向外移居形成的“卫星聚落”,总是和周边的聚落发生联系,或被代管,或与其它聚落共同构成一个村落,零星聚落也被纳入到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在村落发展过程中,人口自然增殖与流动是村落发展的动力。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基础,并直接推动了村落的密集化过程。但是,如果说“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前提的话,这种由“寄居型人口流动”形成的聚落其自身规模的发展,才是村落裂变的真正动力,而聚落的规模生长则要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三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注意到,人口流动所形成的聚落究竟是“寄居”还是“融入”所依附的村落,取决于村落的空间结构以及村落内部宗族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竞争态势。村落结构的不稳定胜是聚落产生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村落内不同聚落间的空地、山丘、河流等自然界限加剧了聚落间的离心倾向,使村落分成两个或多个地缘团体,在华北有时被称为街团。这些街团在宗族竞争以及地缘组织竞争等外力作用下,最终促使那些原来附入附近较大聚落的、具有离心倾向的聚落分化出来,独立成村,从而影响村落的规模、数量以及一定区域村落的密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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