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帝都城问题是个“聚讼纷纭，几为士林一大疑案”，《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帝王世纪》关于黄帝的都城有三种说法，一是“黄帝都涿鹿”；二是“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三是“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正如清钱氏《帝王世纪续补序》所说：该书“所记三代以前事，出入诸子纬候，间涉恢奇，往往出《史记》之外，足资考证”，字里行间对《帝王世纪》莫衷一是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又热了起来。《探索与发现》节目关于“发现黄帝城（都涿鹿）”似乎不甚了了；随后又有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古城说（1），立刻就有人著文反驳。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对此我亦有涉猎，微末之见认为黄帝的都城在徐水漕河空城古城。按着《颜氏家训》所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我本不该于此置喙，但又想到《禹贡·发刊词》所提倡的研究学问应当“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的态度，还是申明己见，以便就教于高明。

　　一、关于“邑于涿鹿之阿”、“穷桑”与徐水空城古城

　　《史记》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可以理解为黄帝在“阿”建都。清闫若琚《四书释地又续》认为，“古之城邑皆可谓都，莊二十八年《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实则可以通称。”（2）《尔雅·释地》云：“《说文》云‘邑，国也。’是天子诸侯所居国城，或谓之邑，或谓之都，故以国都解邑也。”二者说法一致，邑、都可以通称。

　　全面理解《史记》这三句话，阿城一应在我国偏北的地方；二应在涿鹿之野；三应离釜山不远，或者说在阿城附近应有座釜山，可以想象不可能合符之地离都城太远。这三者构成“阿城”地标胜的要素，是确定阿城地理位置的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要弄清“涿鹿”的来历及其方位。“战于涿鹿之野”、“邑于涿鹿之阿”其地望到底在哪里？这也是一个从汉代就挣扯不清的历史悬案。郭氏《中国史稿地图集》、谭氏《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地图》均标明，远在战国时期燕境今涿州一带就有涿邑。《秦集史》也载明今涿州“春秋战国为燕之涿邑”。为什么称涿邑呢？因境内有涿水而得名。清顾氏《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涿州》云：“涿水，在州北三十里，源出保安州之涿鹿山，流至州北，又南合于挟河。”《唐土名胜图会·顺天府涿州》云：“涿水：源出涿鹿山，流涿州入挟河。原涿州之名就是因水而命名的，又称桃水，又称圣水，向东南流，绕大房岭之东”。涿水之称涿，因其流域多野猪，甲骨文“涿”字从水从豕，《说文》云“从水豕声”。这一说法是成立的，距涿邑不远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猪骨较多，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了许多猪头傩面，说明保定以北至涿州古代驯化野猪较早。涿邑和古庆都邑、古阳（唐）邑、古逆畤一样，是远古先民经过漫长的生息繁衍逐步在太行山、燕山和古黄河之间，由聚落形成古国、方国的基础上在五帝时期设置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为燕国的一个重要城邑，管辖着北与蓟（今北京），西北与造阳（今张家口附近），南与武阳（燕下都）、桑丘（今徐水漕河），东与方城（今固安）相连的广大地区。秦统一后设郡县，于涿邑置涿县，由广阳郡管辖。而涿鹿当时尚未建县属上谷郡沮阳县。到西汉时将广阳郡改为涿郡，辖涿县。在上谷郡沮阳县今矾山镇建县，欲因独鹿山拟建独鹿县，同时在今涿鹿县城关建下落县。方言“独鹿”“下落”音近，为有别于“下落”而改“独”为“涿”，称涿鹿县。王莽时改为“抪鹿”实际上是取“不”义，否定涿鹿之名。涿鹿山俗名独鹿山，西汉设涿鹿县后才随县名改为涿鹿山。“涿鹿之野”的“鹿”本义是“粗劣”，如“鹿车”、“鹿床”，在这儿即“涿邑原始榛莽（未经开发）之野”。所以自涿鹿县设立2000多年以来，许多人对“涿鹿之野”的理解都不认同在涿鹿县，而确定在涿郡一带。从东汉经学家服虔到北朝的历史学家魏收、唐代的历史学家李延寿、宋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罗泌、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等等都认为涿鹿之野为涿州涿郡一带。明清时国家设置行政机构都认定涿鹿为涿州。（3）甚至连日本公元1802年所作《唐土名胜图会·顺天府涿州》亦云：“独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名胜志》云‘黄帝蚩尤战于涿，即此地’”。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在今燕山南麓，其依据也在于此！毫无疑问，作为“涿鹿之野”内的“阿城”也必然在古涿郡区域之内，而不会在涿鹿县内，这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