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不说北京话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宾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 会在一半以上。

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

“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

“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二声的“出”。

“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

“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第二声的“凡”。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试想，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

柳宗元讲话要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 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正常用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

曾国潘让人很郁闷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 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有时二人也无话不谈，或是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是时下流行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么重。吃辣椒的 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胜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仅写奏折， 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这是诚心不给皇帝面子嘛。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老曾太激动，语速有点快，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要不断叫停， 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老曾脑袋非搬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