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东吴又是这三个“生命蓄水池”中“储蓄力”最强者。具体而言，刘表控制的荆州在其本人死亡后便迅速失去控制，最后被魏、蜀、吴三分势力平分，曾经储蓄的生命力大量流失；刘璋控制的益州成为蜀汉集团的盘中餐之后，便沦为了诸葛孔明北伐战争的后勤基地，益州人民亦最终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泪与白骨换来了孔明在历史上的“忠臣”名声。

而与之相比较，孙吴政权虽然也对曹魏政权发动过主动攻击（如著名的“濡须口战役”），但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改善魏、吴交界处的局域军事地理态势，而没有针对曹魏的全面灭国野心。这也使得孙吴政权没有陷入孔明式的 “不断北伐”怪圈，并由此保存了更多的民力。

东汉末年扬州六郡的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和豫章郡

总之一句话：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只要能够投胎到东吴地区，那么其在战场上横死的概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而在笔者看来，东吴政权所保留的这些人口，恰恰就是东吴政权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积极遗产——因为没有了承载文化的人口基数，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东吴就是一个“小东汉”

理由之二是：与蜀汉和曹魏相比，东吴的统治方式的“协商式民主”色彩最浓，在精神气质上反而最契合于东汉王朝——因此，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东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东汉”，理应更受到东汉的拥戴者的喜爱才对。之所以笔者做出这种判断，乃是基于笔者本人对于东汉政权胜质的判断。

非常粗略地说，与用暴力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势力的西汉政权不同，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一开始便与豪族世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权控制力因而一直不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魏与蜀汉政权其实都是西汉王朝的还魂，而东吴才最像“原版”的东汉。

譬如，曹操之所以提出 “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其用意便是与世家争夺官吏队伍的人力资源筛选大权，其隐含的政治路线其实是与高祖杀戮功臣及文、景削除封国的思路高度近似的，却与光武帝针对世家利益的谨慎态度大相径庭。至于诸葛孔明对于蜀锦实施的专卖制度，则明显就是西汉盐铁专卖制度的升级版，其用以锻造军国体制的用意，则亦是与致力于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汉武帝心有灵犀。

与之相比较，孙氏家族在开拓自身的事业的时候，却对扬州地方土豪的利益表示出了一定的尊重。譬如，孙权的父亲的孙坚自知出身寒微，便与地位更为显赫的钱塘吴氏结亲，由此壮大宗族力量，其小舅子吴景也在日后成为了孙氏早期军事力量的一大柱石。与之类似，孙坚长子孙策与庐江郡的世家子弟周瑜的交好，亦有借周家上位的明确意图。

吴郡四大姓“顾陆朱张”代表人物：顾雍、陆逊、朱桓、张温

到了孙权时代，顾、陆、朱、张在东吴官场的势力已经不可撼动，东吴政权实际上是孙氏与这些大家族的联合执政联盟。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孙权并不具有针对手下部将的直接调兵权，因为这些部将的私军首先便是以“部曲”的方式归属于这些部将的，而不是孙权本人的。因此，那种类似于曹操或者孔明式的军事独裁者，在东吴的地面上是很难生存的。

读者或许会问：西汉也是汉朝，东汉也是汉朝，为何笔者要对更像东汉的东吴情有独钟呢？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大略地谈论一下东汉末年全国的政治形势。大致来说，东汉末年更像东汉诞生前的新莽末年，而不太像西汉诞生前的秦末。我们知道，面对王莽乱政所导致的那个乱摊子，光武帝统一全国的方式乃是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并举：譬如，他对窦融集团采用的是政治拉拢政策，而对隗嚣与公孙述集团采取的则是军事消灭政策。

对于那些愿意归降的势力，光武帝真诚地给予政治与经济上的出路，而不是像高祖刘邦一样，先假封功臣，后伺机逐一屠戮。而光武帝之所以比高祖显得更“仁慈”，除了个人胜格原因之外，更是因为形势使然。具体而言，刘秀的军事靠山（比如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本身都是些财力雄厚的土豪，而大家之所以推选刘秀做领袖，也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昆阳之战中的惊艳表现使得其能够服众而已，而不是因为大家真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对自己管头管脚。

刘秀摧毁陇西隗嚣势力后，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挥兵攻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