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病故于江苏常州，次年闰六月，苏辙遵其“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嘱，移葬汝州钧台乡上瑞里（今郏县茨芭镇苏坟村），苏辙撰写了《亡兄子瞻墓志铭》。墓志铭中对苏轼葬此有明确记载。宋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卒于他隐居十年的今许昌县椹涧乡西长店村，葬于苏轼墓旁。苏轼兄弟在其父苏洵归葬故里四川眉山之后，特别是他们进入晚年之后，曾多次表示死后要从父葬归于故里。另外，苏轼在迁官和流谪过程中也卜葬过他地。但最终的事实是二苏既没有归葬故里，也没有葬身他地，而是葬于中原嵩山南麓郏县峨眉山。原因是什么？元明清以来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作了不少研究，归纳起来有“六说”，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究。

其一，元代曹师可说。苏轼爱郏之山水，赞赏它美似家乡峨眉山，嘱其弟在他死后将之葬于此地。远自明清，近至当代，持此说者最众，几乎成为不争之论。元代进士曹师可在《三苏先生祠堂之记》首倡此说。

其二，元代孙友仁说。苏轼、苏辙虽遇赦北归，但因长期遭贬而贫病交加，晚景凄凉。况且其寓居之地距故里眉山千山万水，行道艰难，不论走水路逆长江过三峡，还是走陆路越秦岭行蜀道，均非易事。所以归葬故里之愿望终不能实现。元至顺元年（1330年）皇帝诏礼部旌表先贤，礼部行文至郏，维修苏坟。由奎章阁大学士虞集题写神道碑，孙友仁撰写神道碑阴记。孙友仁在他撰写的神道碑阴记中提出此说。

其三，清代毕沅说。二苏葬郏是“以汴京东近，表恋阙之微诚”。据说北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身中原以外各地的朝廷大员，死后可以在汴京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安葬。出身庐州合肥的包拯死葬巩县（今巩义），出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的范仲淹死葬伊川彭婆，出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的欧阳修死葬新郑，出身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的范镇死葬襄城，均可为证。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翰林学士兼侍读、《续资治通鉴》主编、河南巡抚毕沅拜谒苏坟。在《祭苏文忠公文》中持此说。

其四，今人刘英照说。苏轼遗嘱“葬我嵩山下”是因为苏氏子孙多散居在郏县峨眉山附近，将来送葬、祭祀都比较方便。特别是他的弟弟苏辙、小儿子苏过，分别在颍昌、斜川（今许昌境内）定居，而四川眉山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中国苏轼学会会员刘英照在《中州今古》1984年第五期撰文提出此说。

其五，今人庞俊说。宋元祐九年(1093年)擢进士第二名的渝州（今重庆）人赵捻任太常博士，元符年间省父返渝，打着苏轼兄弟被贬的大旗，借除君侧之奸的旗号，起事造反。哲宗死后，二苏北返，赵捻被株连九族，此案直待苏轼死后才结案，苏轼兄弟哪敢提出返川归老之愿，若为政敌落下口实，岂不遭灭门之祸？苏轼是迫于形势，不殃及子孙后辈才葬郏的。四川大学教授庞俊1981年在《成都大学学报》第二期撰文持此说。

其六，今人谢照明、潘民中说。平顶山市史学会会长谢照明教授、平顶山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潘民中教授在向纪念苏轼葬郏九百周年暨中国第十四届苏轼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认为，苏轼葬郏的真正原因，“应该从二苏留下来的文字去找”。宋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苏辙为迁其嫂王氏的骨尘与其兄合葬所写的《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兄没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苏辙在安葬兄嫂之时也安葬了小儿媳八郎妇，其《再祭八新妇黄氏文》中说，“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这两段文字加上其他补充史料印证，谢照明、潘民中认定二苏葬郏的根本原因是：位于嵩少南麓河洛地区的平顶山郏县峨眉山，“土厚水深”，既宜在世人之生存，当也宜过世人亡灵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