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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茶馆在四川 四川茶馆在成都(2)
更新:2017-09-27 19:41【富顺县地名】
导读:作家黄裳先生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 广元 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
作家黄裳先生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广元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比黄裳要长一辈的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先生,则对民国年间成都茶馆的盛况回忆道:“茶铺……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成都茶馆,使得成都茶馆之多之密之深入人心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四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唐人陆羽被视为我国茶文化研究的鼻祖,他的《茶经》是第一部论茶专著。在《茶经》中,陆羽开篇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也就是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而中国南方则是茶的发源地。至于这有些模糊的“南方”到底是指哪里?云南?两广?贵州?专家学者们经过周密的考证之后告诉我们:这个产嘉木的“南方”,这个茶的发祥之地“南方”,就是四川。此外,比陆羽还要早上好几百年的汉代文人王褒在《童约》里,留下了世界上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在这份类似于雇佣协议的应用文里,王褒规定他的家童必须完成的工作包括“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四川茶叶最辉煌的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鼎盛时期,川茶的年产量高达一千五百万斤,高居全国榜首。大量川茶的生产和外销,曾经是巴蜀之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唐代开始,政府把茶叶生产和销售纳入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建立了榷茶制度,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卖。宋代,茶叶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四川各地共有二十个州、军(宋代的地市一级政府)生产茶叶,其中成都府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北宋彭州知州吕陶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说:茶园户人多者,年可以出产三五万斤,少者一二百斤。
得天独厚的茶叶产地,仅仅是茶馆遍及成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则和都江堰息息相关。成都平原原本地势低洼,洪涝时有发生,人民常有化为鱼鳖之患。幸运者乃是,自从蜀守李冰天才地修筑了“低淘滩,深作堰”的都江堰后,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成都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都更容易。生存一旦变得更容易,人胜中那份对悠闲和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因而,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在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河汉,泡茶馆便成为成都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方式。这种过分的闲适和写意,甚至引来一些侧目,比如那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俗谚,便表明成都是一个温柔之乡,容易让年轻人失去斗志。一首《竹枝词》更煞有介事地警告说:“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群莫作锦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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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不论是街宽路阔的城区,还是竹树绕舍的村镇,茶馆都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存在。这些茶馆,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它们与荡漾着民间呼吸的居民区和威严矜持的政府衙门,以及熙来攘往的商业场所相生共处,就像构成一支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必须有起承转合才能和谐动听。
新中国成立前,华阳县中兴镇的一家茶馆,柱子上有一副对联,再好不过地道出了茶馆在川人生活中的地位和胜质:邂逅相逢,坐片刻不分你我;彳亍而来,品一盏漫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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