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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茶馆在四川四川茶馆在成都(3)

更新：2017-09-27 19:41【富顺县地名】

导读：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

　　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领导出没之地。但茶馆——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四川的茶馆——却是个例外：同样一座普通的茶馆，大人物可以来，小角色也可以坐，大家相安无事，各喝各的茶，各说各的话，谁也不会引以为意。这一点，黄裳先生也注意到了，他感叹道：“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或简朴，或考究，或宽敞，或狭窄，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四川人日常出没的重要场所。伴随着茶馆所出现的，则是包括评书、川剧等诸多艺术品种在内的娱乐文化。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成都下辖区县的一些老茶馆里，仍有冲州撞府的艺人辗转卖艺。他们通过和茶馆分成的方式，艰难地挣得属于自己的稀饭钱。如今已经颇有名气的巴蜀笑星李伯清，当年就是在茶馆里说书从而迈出艺术生涯第一步的。

　　我的朋友何小竹写过一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书的名字就叫《成都茶馆》。我还记得，我和何小竹最初的几次见面，其中有至少那么两三次，都是在一座老茶馆里不期而遇。那座老茶馆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在一个叫大慈寺的古老庙宇里。外面是肃穆的红墙和森严的大门，但只要穿过那几间面容严谨的大殿，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春夏时分，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葡萄叶，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是石头的方桌，间或还有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桂树。方桌四面，随意排放着最多只值十块钱一把的竹椅子，屁股刚挪上去，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唱歌。茶是花茶，全都用流行于四川民间已经几百年的茶碗盛装，送茶的伙计一盏接一盏地甩到桌子上。茶客们就坐在随时可能飘落下一片葡萄叶、一阵蝉鸣声或是一朵鸟粪蛋的园子里，消磨着似乎永远也消磨不完的光阴。

　　对成都人而言，很多时候，茶馆不仅是休闲之地，更是社交场所。朋友，甚至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见面，首选一般都是茶馆。成都人似乎特别喜欢茶馆的那种喧哗与热闹——一个例证是，生意越是火爆的茶馆，它的客人往往也越多，而那些冷清的茶馆，生意会更加冷清。

　　让人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到底是成都的悠闲生活催生了遍地茶馆，还是遍地茶馆催生了成都的悠闲生活？

　　学者王笛出版过一本通过分析成都的茶馆来剖析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著作，书名就叫《茶馆》。王笛从理论的高度总结道，“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

　　在老一辈茶客那里，作为社交场所或者说公共领域的茶馆，其例证不胜枚举。比如作家何满子就曾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都有其特定的茶馆以供不时相聚。当时，何满子是一家杂志的编辑，约稿、取稿都和作者相约于茶馆，既省时间又省邮资，顺便还可以和作者有一番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一盏清茶，花费十分微薄，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资料表明，民国时期，成都不少茶馆都是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会所，比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清和茶楼是丝绸业的，大科甲巷的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

　　茶馆既然是成都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那就相当于生活为芸芸众生搭建了一座舞台，粉墨登场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茶客，他们在老茶馆热气腾腾的茶水与袅袅上升的烟雾之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这其中，喊茶钱和吃讲茶颇值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