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日军普通官兵的这种畏惧心理，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奇袭的各种战例，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是不罕见的，例如：1942年5月，面对日军发动的“蓖梳式清缴”，山西省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一中队在大队长樊金堂率领下，“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定襄城，大闹伪警备队、商会，火烧伪合作社仓库，迫敌抽兵回援。”（见《定襄文史》2005年第3期）。1943年8月，河北省定县著名民兵英雄郝庆山率几名民兵战士，趁着县城车站附近炮楼里的伪军到城里洗澡，只剩下四个伪军看守，化装成“宪兵特务队”的特务，一举俘获了留守的伪军，缴获了六支长枪、八十枚手榴弹、八百八十发子弹、一部电话机和三个钢盔（见《定州市文史资料》第3辑）。1943年秋，八路军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队长郭兴和3名武工队员“化装成新乡来的日本宪兵队，大摇大摆地烧了日本人的粮仓”（见《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8月24日7版的采访）。1943年冬，山西省榆次县一带的我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附近的祁县贾令镇，经过一番战斗“打死打伤伪军三十余人，俘虏敌伪军政人员近百人”（见《榆次风雷》，榆次党史办编）……

化装宪兵开展的拔炮楼战斗，中方史料中也有记载。八路军太行军分区就曾有一次奇袭山西漳河南岸的襄垣县凉楼碉堡，即采取了化装成日军宪兵的方式。笔者综合《山西抗日群英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和《山西革命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的有关记载，介绍一下这次战斗：

这个襄垣县的凉楼碉堡，被宪兵队上门查岗，是习以为常的。“凉楼位于襄垣县城南十余华里，漳河南岸的凉楼是一个交通要冲，白晋铁路就从这里架桥通过。敌人为看守凉楼铁路大桥，在河北岸的桥头不远处修筑了一个坚固的炮楼……隔几天，驻长治宪兵队就要来这里检查视察一番，给护桥敌人敲一敲警钟，崩一崩弦。”

不过，这样的连续检查，使得守敌对宪兵队的出现习以为常了，且守敌又是以伪军为主。这样，就为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留下了余地：

1943年冬天，李强同志侦察到凉楼碉堡只有六个伪军和一个日军班长在守桥，这几个日伪军最怕日宪兵队去检查。李强根据这个情况，便和独立营几个同志配合，化装成长治日本宪兵队。在一天黎明前，火车刚刚开过，李强就率领11个化装成日本宪兵的战士来到凉楼岗楼前面。李强用日语喊话，让他们下来站好队，听长官训话。随由李强用日语教训伪军，由李太炳当翻译，其他同志则到岗楼上收缴枪支弹药重要物资。当同志们扛着枪支弹药走下岗楼时，李强同志立即声明：“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你们当了俘虏了。”……

而1943年7月7日河北省藁城县我军奇袭伪塔元庄警察所的战斗，其过程也和斋藤叙述的战斗接近（只不过作战对象都是伪军），都是趁敌人战备松懈，失去警惕胜和战斗力的时候，化装成宪兵突然出现，在敌人惊愕之际，迅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化装成日本宪兵检查团的我18名县大队和手枪队指战员，气派十足地来到塔元庄警察所，后面还跟着两个身穿西装革履的翻译。警察所的东房里，杯盘狼藉，十来个伪警察还围着残桌撒酒风，两个警察正坐条板凳喝着茶水在西房凉儿聊天。一见宪兵亲临视察，慌得敌人像热锅里的蚂蚁，有的找衣服，有的找鞋子，乱作一团，来检查的人看了好像很生气，一个戴眼镜的冲翻译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翻译便对警察们说：“团长看到你们这种样子很生气，让你们把枪放到院子里，进屋听团长训话。”敌人唯命是从，乖乖地把枪放到院子支架起来，然后一窝蜂似的挤进屋里，戴眼镜的秦队长“咔啪”将门反锁了，这时，敌人才知道是中了计……

（见《藁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这种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的奇袭，不仅发生在日伪军兵力分散的华北城镇乡村，而且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华北大城市也曾有过。北平的近郊，地下党曾经化装成日本宪兵袭击了日军的机场：1943年秋的一天中午，我北平地下党派来的两名地下工作人员，使用地下党员王长林从日军宪兵队“驻石景山办公室头目”佐藤那里搞到的两个宪兵袖章，“化装成日本宪兵，来到西郊飞机场。混入机场后，躲过看守警卫，点燃了两架飞机，然后扬长而去。”（见《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

如果说这样的奇袭还只是发生在大城市的郊区，我军化装成日本宪兵，打进了大城市的闹市区的战例，则更是奇上加奇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大事记》记录有这样的战例：“1944年7月31日，冀中区十分区三联县二联区区小队和手枪队13人，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天津市内，袭击了大红桥日军修械所。留下十八集团军信函一封，俘走日军7人，获机枪1挺、步枪10支和一些子弹。”

这座“大红桥”是天津有名的桥梁，位于天津繁华的市区。我军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奇袭日军，还留下“示威”的信函，着实是让日军闻风丧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