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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往来与新“差序...中国农村研究网(3)

更新：2017-08-27 03:14【顺平县地名】

导读：可见,尽管村庄内部一直存在经济分层,但是血缘与地缘仍具有足够强大的弥合力,村庄成员一则没有远远高出平均的经济能力;二则由于价值观与评价体系中

可见,尽管村庄内部一直存在经济分层,但是血缘与地缘仍具有足够强大的弥合力,村庄成员一则没有远远高出平均的经济能力;二则由于价值观与评价体系中经济所占比重不高,无法仅仅通过彰显经济实力获得村庄地位;三则打破规矩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力往往会很大——在农业种植中,失去村民认可与在农具、水利、收割、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互助,会严重影响生产与生活。这就使得经济差距并没能在礼金中得以体现,相反,礼金的差异正是血缘亲疏与地缘远近的折射。

由于当时村民生产方式单一,亲疏远近由血缘与地缘决定,其中血缘强于地缘,随礼是对客与主家、客与客之间关系的确认,由近及远随着关系变淡礼金减少,同一个圈层内保持一致。差序格局在“随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随礼”失“随”

在农村土地制度、生育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几经变迁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委村这个太行山脚下小村庄的互动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从“随礼”上即可窥见一斑。如今“随礼”成了东委村的一个争论焦点,村民们似乎在礼金数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失衡除了体现在同一场仪式中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还有两场仪式里先后作为主、客家的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是业缘下的礼金失“随”。一般来说,同事之中除了沾亲带故者随亲戚之礼外,大家都会统一标准,而近二十年来这个标准却越来越难达成一致。

案例1:东委村的葛大爷是退役军人,与仍然生活在顺平县的战友们一直维持着人情往来。2014年葛大爷的母亲去世,他的战友为了随多少礼进行了一次商议,有人主张随一百元,理由是“社员们”(即农民)现在都是一百的礼,“上班的”比人家少拿不出手,但有四五人坚决反对,其他人则表示默认。由于实在无法达成一致,只好表示“各随各的”。丧礼那天却只有两个人坚持随了五十的礼,表示反对的另外两三个人则现场变卦随了一百。这些战友经济状况类似,关系远近相同,在此之前向来保持一致。坚持随五十的两人自称是“依规矩还的礼”,当初自家办事收到的就是这么多,其余战友对此的评价则是“不如不随”。此外,近年来在地缘与血缘关系中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

案例2:在2014年的一场婚礼中,李某小儿子结婚。李某的大姐在中国石油工作,随了1000元的礼金;二姐在县政府工作,随了500元的礼金。事前两个姐妹已经商量好,其他客也认为大姐“条件好”,“应该多帮衬帮衬弟弟”。正是在这场婚礼中,乡亲礼也是参差不齐,大部分乡亲随了50元,吃了订婚席的随100元,还有同一条街上的一位老人随了30元,主家与客均表示老太太过得“不容易”,“多少是份情谊”。议论的焦点在于一个在县城上班的远亲随了50元,大家在指责其“小里小气”的同时,又感慨“礼太重”,自己也是“越来越走不起亲了”。亲戚中贫富差距向来有之,六年前类似的情况却是不同的解决方式,经济能力不同的亲戚要顾及穷亲戚,最后统一到一个较低标准。

案例3:2008年张家老三的小儿子结婚,老三与其大伯家均是务农,年收入两千元左右,二叔和小叔则在北京做贩卖肉制品的生意,年收入最高可达二十几万。当时亲戚礼的主流是100元,二叔、小叔与其大伯商议,认为老三家比较困难,希望随500元以减轻其“办事”的压力。但大伯及其大嫂坚决反对,提出“谁有钱谁多给,我们走不起这个亲”,结果最后各退一步,三家统一随了200元的礼,二叔、小叔又私下为老三家买了炮仗与香烟,花费近一千元。据村民回忆,2000年李家二儿子的一场婚礼是礼金开始变得“不整齐”的开端。

案例4:李家父母当时是较早放弃粮食作物转为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之一,故有一些积蓄,“摆的席面高级”,散发的烟也比其他人家贵几元钱。其他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经过商议后都随了20元的礼,其余街坊依旧随了10元:一方面在吃席时不免觉得愧对主家,让主家吃了亏;另一方面也在私下埋怨这些“有钱的”“不顾乡亲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