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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往来与新“差序...中国农村研究网(4)

更新：2017-08-27 03:14【顺平县地名】

导读：主客礼金失衡的情况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亲戚之间的经济分层,如在前文案例2中提到的李家小儿子,2012年其大姐结婚时随的是500元的礼,2014年大姐的

主客礼金失衡的情况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亲戚之间的经济分层,如在前文案例2中提到的李家小儿子,2012年其大姐结婚时随的是500元的礼,2014年大姐的还礼却高出一倍。二是乡亲或同事中有求于人者,比如王家为小儿子上学而需要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家帮忙,恰逢李家办事,于是王家的礼比普通乡亲高了一百元。但无论哪种情况,礼金付出与回收的不对等背后,都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换言之随礼其实是一场交换。大姐给弟弟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对父母更尽心的赡养,王家给李家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手中的教育资源,而这种交换的必要胜又是建立于各自手中资源的不平等中:大姐由于工作原因在地理与时间上都无法照顾父母;李家虽然拥有教育资源,但在村庄事务中也离不开乡亲的支持网络。可见,经济分层给礼金失“随”提供的不止是可能胜,还有必要胜。此外,参与仪式的单位已经鲜有三代的家庭,因为村中大部分家庭一旦儿子结婚便随即分家——虽然有的家庭仍然会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内,但是父母会住在东西配房,年轻夫妻则占据正房。即使大多数外出打工的青年尚未娶妻,也会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村中仪式,以自己的名字随上一份礼,并且通常高于在家务农的父亲的礼金数。

综上所述,“随礼”的失“随”是从业缘与地缘两个方面开始瓦解的,虽血缘在一段时间内与其进行了博弈,但最终亲戚礼中的统一标准还是被经济分层所瓦解。

下面便从整个村庄着眼,试图描述失“随”的整体状况。通过深入访谈与查看账本,我们将东委村二十多年来随礼的情况做了大致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在1990-1999年间,关系好的亲戚与朋友不会直接拿礼金,而是送“帐子”(当时一种比较高级的版面)、镜子、暖壶等,在此为了方便比较,将它们折算成现金的数目。2000年至今则已经鲜有人将实物作为礼物带到仪式中,只有仍在农村生活的会蒸好四十个半斤的大馒头作为礼物,供主家在席上作为主食招待客人(约合50元人民币),外加50元或100元礼金。此外,受实际情况所限,我们无法获得二十年以来东委村较为精确的收入数额资料,因而无法比较礼金占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未引入通货膨胀这一变量,只是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感觉人情负担在加重。下表着重比较的是随礼过程中的“失随”现象。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礼金整体在呈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持续加快:主流礼金数从每十年一个档位,到每五年一个,到近几年更是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提升。乡亲礼与朋友礼逐年上升,直追亲戚礼。辅以访谈还可以发现,以2000年为转折点,礼金的提高由“齐步向前”变为了参差不齐,一部分人在提高礼金,一部分人在勉力追随,而另一部分人则掉了队。

四、何以失“随”

如果关注给出高额度礼金的群体我们会发现,其年龄段分布很广,上达六十岁左右,下至二十岁出头,辈分差异悬殊,并且不管是在“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这种“失随”现象均有发生。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由血缘或地缘下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打破原有的平衡?又是谁在成为村庄游戏规则的新缔造者?

首先,在红白喜事中,最大的互动双方是主家与客。笔者发现,主家正是抬高礼金的力量之一。以结婚为例,近五年东委村兴起了“订婚席”——主家在男女双方订婚后先小范围摆一次席,邀请亲近的乡亲、亲戚与朋友,这顿饭是“只坐席不上礼”。这部分人在随后的结婚“正日子”里还会来,并比没有喝订婚酒的人多随五十元。但是,并不是所有受邀者都会欣然前往,不乏受邀者表示意外与不情愿,故这五十元可以说是主家“要”来的。而且,在一场仪式中的主家在另外的仪式中可能就会扮演客的角色,故他抬高礼金后自己也要承担这一后果,那为什么主家还是会这样做呢?究其原因,在于举办仪式的频次失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在东委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差异,家庭人数差距拉大,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办事”的频次上远远少于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能随同样的礼,必然入不敷出。由此,订婚等原来没有举行过的仪式也逐渐兴起,成为回收礼金的一个方式。在主家抬高礼金的情况下,礼金的参差不齐是由客们是否受邀参加订婚酒席所导致的。而邀请的主动权掌握在主家手中,往往并不完全依据血缘与地缘,而多选择互动频繁、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也有“客”自行打破原有的统一标准,主动抬高礼金。如在有人拒绝提高礼金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礼金的差异。笔者将主动抬高者、被动跟随者与拒不跟随者归纳成以下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