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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哪里来往何处去(2)
更新:2017-05-30 08:06【中华门地名】
导读: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确立做什么
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确立做什么人,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他也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齐、鲁毗邻,但以“五服”来分,均为绥服,鲁行周礼之教,齐行戎法武卫,孔子想兼有二者,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周礼繁琐,与齐国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说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便不想去了。于是,他将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早就中国化了,而且尊王攘夷,也成就了一番霸业。
因此,孔子认为,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说,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国家,在兼并战争中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胜来自文化。
可见孔子眼光远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文武周公的道统,作为中国的命脉,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周朝垮了,中国还在。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言之有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常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
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那“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胜的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胜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中道思想,一种新的仁爱精神。
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胜——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自春秋以来的中国精神。
“中国”从王土来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但不以为国号,这是为什么?
其实,“中国”观念,是世界胜的,佛生于印度,故佛教以印度为中国;耶稣生于“如德亚”,故天主教以伯利恒为中国,而真主生于天方国,故回教以麦加为中国。日本平安时代,延喜年间,地名将日本驿站按地区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山阳国居中,也称为中国。
只有印度的摩揭陀国自诩为“中国”,有着与西周“中国”相近的意味。那时,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入侵印度,在恒河流域留下一支军队,就回西方了。摩揭陀国有一个世代饲养孔雀的家族,出了个旃陀罗·笈多,推翻难陀王朝,自立为王,称“月护王”,赶走马其顿驻军,统一北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时,其国强势,不逊于秦、汉。
因此,恒河流域就出现了摩揭陀中国。此前,在印度河流域有过一个中国,那是由雅利安人入侵形成的婆罗门教中国。摩揭陀国兴起时,印度河流域中国衰落,恒河流域成为中国。佛教在此兴起,与婆罗门教分歧。释迦牟尼居摩揭陀国,精神文明的中心随之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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