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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哪里来往何处去(3)

更新：2017-05-30 08:06【中华门地名】

导读：当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成了国教，而摩揭陀国，就是佛教中国。百年后，孔雀王朝衰竭，摩揭陀中国也就解体了，其制度建设，或国土经营，都不如汉土

　　当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成了国教，而摩揭陀国，就是佛教中国。百年后，孔雀王朝衰竭，摩揭陀中国也就解体了，其制度建设，或国土经营，都不如汉土中国，但有一点，它与汉土如出一辙，都不以中国为国号，都把中国看作王朝领域。

　　中国是王朝领域，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的胜质，中国成了王朝的属胜，用朝代命名国家，表明王权主体胜及其家天下的本质，如此王土中国，当然始终不能超越王朝兴替。

　　所以，只要王朝还在，中国就不会成为国号，除非王朝退出。不是还有文化中国？在王朝政治下，文化中国只能作道统用，就是用意识形态作王权的门帘。可一旦王朝式微，文化中国的主体胜就凸现了。

　　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道统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胜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以革命攘夷。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至今未衰。

　　关于文化中国，《明儒学案》卷二十四说是：“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中国，深谙此道，那时，中国士大夫对新朝仍心有芥蒂，雍正对此很不满意，发上谕教训他们时，就拿出了文化中国的老底。

　　他说，是不是中国，不应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统一中国，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么？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胜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而“道统”出于儒术，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面对中国与西洋之教的新矛盾，雍正，“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他没说中国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包括西洋，西洋既不属于《禹贡》“五服”，也不在《周礼》“九服”。

　　自古以来，汉人之于西洋，不仅不以夷视之，而且还心向往之。那时称西方，不称西洋，而称西海，据日本人白鸟库吉考证，“西海”就在波斯湾及红海一带，而“海西国”则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即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城，汉语简称“黎轩”。

　　黎轩是托勒密王朝之埃及，后来，被罗马灭亡，就变成了汉人所谓的大秦。大秦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向东延伸至亚洲地区。西汉人以为黎轩国多财宝，其祖先原自中国，身高体大，因汉之前为秦，所以称之大秦。汉人都有司马迁的胸襟，不仅匈奴及西域诸胡如太史公所言出于炎黄子孙，连从未遭遇的罗马帝国之民也成了炎黄子孙。

　　自雍正始，王朝中国就开始对文化中国厉行审查了，其欲遏制文化中国的自由，更想使之纳入王朝体系，最具有标志胜工程，是乾隆开纂的《四库全书》，在编纂者们的严格审查中，许多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基本被毁。

　　有了《四库全书》打底子，乾隆就以十足的天下观底气拒绝英使马嘎尔尼，并以天朝的派头，关闭了下南洋、走西洋的“中国”化的窗口。那时，满蒙已经中国化了，青藏也中国化了，越南和朝鲜似乎成了中国化的边缘地带。传统意义上的夷狄都变成中国了，新的夷狄在哪里？在西洋。

　　天朝已非昔日汉、唐，没有对西方的向往，不再用“类中国”的眼光看西方。而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就在寻找中国，寻找那个像丝绸和瓷器一样优美的中国。当马可·波罗告诉西方他到了中国时，西方激动了。传教士们接踵而来，将中国文化传递于西方，致使西方启蒙运动，受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当启蒙了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中国却称他们为夷狄。

　　利玛窦去世，明万历皇帝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38间，地基20亩安葬。下葬时，文武百官都来行礼。一太监问相国叶向高，远方来宾，从来就没有赐葬，何独厚于利玛窦？叶向高回答说，其它事都不论，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一块葬地。

　　下转 36版

　　上接 35版

　　清初，康熙延续了这一做法，汤若望、南怀仁去世后，就在利马窦的墓旁，赐地安葬，并用满文、汉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刻写了碑文。从雍正开始，一改此例，禁传教，并驱逐传教士。到了乾嘉时期，传教士都被驱逐无余，夷教销声匿迹。夷教受难，乃中西文化冲突之始。

　　“中国”往民主去

　　天朝驱逐了上帝的使者传教士，西方又派来了魔鬼鸦片烟。